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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培然发表译作《晚唐至金国初期的五台山》           ★★★
冀培然发表译作《晚唐至金国初期的五台山》
[ 作者:冀培然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296    更新时间:2016-5-13    文章录入: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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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至金国初期的五台山

罗伯特M.詹密罗(Robert M.Gimello)著    

冀培然 编译

 

 

内容提要: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7世纪以来成为信徒朝圣的国际中心。本文讨论晚唐至金国初期五台山地区的佛教状况。五台山即使在相对昏暗和混乱的历史时期,仍然是持续而富有活力的宗教中心。当地或区域供养对于五台山持久的生命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五台山 宗教中心 宋代 金国初期

 

Abstract:

Wutaishan is the abode of Manjusri, the Buddhist Bodhisttva of Wisdom, and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Buddhist pilgrimage from the seventh century onwar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dition of Buddhism in the Wu-t'ai Shan region from the late Tang to the early Chin. Wu-t'ai may be seen to have been, even during this relatively obscure and troubled period in its history, a center of continuing religious vitality. Wu-t'ai's persistent vitality was a function especially of local or regional patronage.

Key Word:  Wutaishan  a center of religion  Song Dynasty  the early Chin

   

作者简介:

罗伯特M.詹密罗(Robert M.Gimello),美国圣母大学神学与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教授,佛教史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的中古佛教思想,印度、日本、韩国佛教也有涉及。

 

译者简介:

冀培然(1966—),毕业于山西大学外语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五台山文化研究所讲师,从事域外五台山文化研究文献的翻译与评介。

 

五台山地处山西最北部,历来是国家领土的边界。其南部与东部是中国固有的、有秩序且熟悉的文明世界;但其北部与西部则是野蛮人的草原、沙漠、沼泽、针叶林,令人生畏。那么五台山被视为“大国之屏蔽”[] 和精神堡垒就不足为奇了,几个世纪以来朝廷持续而慷慨地扶持五台山,深信由此可使帝王的政治力量以及国家主权能够得到保证和强化。如此的宗教政治力量在唐朝意义重大,特别是外籍僧人不空(705-774) 与唐代宗(762-779在位) 协作,新建了密教的主要中心金閣寺,金阁寺金碧辉煌,规模宏大,是为皇帝精心设计、造价高昂的密教仪式举行的集合地。[] 唐代宗当然已是“威严而贤能的君主”,而他对五台山的扶持充分体现其作为法王的责任。换言之,他的资助为佛教披挂了权势的盔甲。五台山赢得并保持如此殊荣不仅因为她是一块圣地,更是因为这块圣地处于文明的最边缘。登高览胜的游客把自身带到了熟悉世界的外部界限,这是朝山历险的一部分。五台山的险要与神圣正是关于五台山他异性与偏远性的游记大量涌现的原因。在这方面,五台山与别的山迥然不同,如天台山或庐山,或许同样神圣,但是显然更国内化。

以中国北部边疆的精神阵地标示五台山的特性具有某种潜在的讽刺意味,因为五台山也是国际佛教中心,是连接中国与其他国家人民与文化的通道与纽带。五台山以文殊道场闻名于整个亚洲,是来自中国各地乃至中亚、南亚与东南亚朝圣者的目的地,更不用提朝鲜与日本了。因此,这块原本为外国神明的神圣领地也频繁地接受外国信徒的拜访。即使五台附近的中国边境局势紧张或处于敌对状态、某种程度形成旅游障碍甚至成为战场的情况下,五台山仍然保持其国际地位。

论及近代之前发现的最生动详细的视觉图像,即敦煌千佛洞61窟后壁的著名壁画。这幅高度程式化但又十分细致的绘画被认定为980995年之间的作品,它表明10世纪末敦煌人对五台山关注的程度[]。当时敦煌在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与西部的一些中亚城邦具有紧密的文化联系。然而,在普通地理与文化术语中,敦煌属西夏国的统治范围。大部分西夏人是吐蕃族人,大约在宋朝形成的同时,政治上合并形成了西夏国。西夏统治了今天甘肃、陕西省大部以及西部更远的疆域。这样,五台山实际上离西夏领土的最东边不远;中国北宋时期的地图显示五台山的位置正处于宋、辽、西夏疆域的接合部。

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西夏人特别信仰华严宗。《华严经》本身及其大量重要的华严宗经典在现存的西夏宗教文献档案中占有重要地位,既保存在汉语文本中,也保存在西夏语文本与脚本中[]。艺术领域也是如此:比如敦煌西夏壁画,其他西夏遗址也有很多绘画,如甘肃安西县榆林窟就有许多《华严经》图像[]。由于《华严经》是与五台山有关的经典,所以西夏人对圣地的崇拜就有保证。因此西夏文献中的几个写本详细记述信徒从西夏出发到五台山旅行或者经过西夏疆域到达其目的地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历史记载中有丰富的西夏信仰《华严经》与五台山的绘画。例如,1007年西夏统治者李德明上表宋朝建五台山十寺,纪念已故的母亲。后来李元昊继位,于1037年又向宋朝请求朝拜五台山,并派使臣礼佛供养[]。当然,从11世纪40年代开始,宋夏关系进入更为紧张与敌对的时期,所以继续从西夏通过垮台的北宋旅行到五台山是困难的,官员参拜是不可能的。然而,五台山对于西夏的重要性并不因此减弱,事实上正因为西夏人成为虔诚信徒的愿望受到政治气氛的阻挠反而增强了。据史金波注解,1885年由清代张鑑对早期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编撰出版的《西夏纪事本末》附有《西夏地形图》。地图提供了贺兰山的参考信息,贺兰山是位于今西部兴庆府(译者注:今宁夏银川市)小山或平顶山。这里一度是西夏首都,有许多著名西夏佛教建筑遗址。地图特别标明贺兰山寺庙群为“五台山寺”。显然,每一座寺庙都按山西真实五台山的著名寺庙命名——如清凉寺与佛光寺。换言之,西夏是如此彻底地信仰五台山及其神秘力量以至于他们被禁止参拜五台山时,在自己的腹地仿建了象征性的建筑[]

如果五台山对于西夏人与中原人是神圣的,那么对于契丹族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辽代(907-1125)全民上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契丹人很快吸收了来自唐朝和西夏人的宗教,与其本土的萨满教结合,融合到文化的各个层面[]。其首府之一大同——云冈石窟与而且是最辉煌的辽代寺庙遗址(即上下华严寺、善化寺,尽管后来重建的形制大幅度改变,但是今天仍然给该城市增色并带来荣耀)——正好跨越五台山的边界线,是朝圣者的中途驿站。事实上,唐末数年与短暂的五代(907-960)时期,五台山地区在辽代的直接统治之下。

五台山与密宗的联系正如与华严宗的联系同样著名。辽代重要的佛教思想家特别关注密教与华严宗的融合,两者都与五台山联系很密切。[]支持华严宗与密教融合的辽代典型的重要人物是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僧人道真,[11]他明确认定自己是“五台山僧”。碰巧的是,与他发生联系的山岳与寺庙群与五台山同名,称“小五台山”。此山位于辽国境内蔚州附近,距五台山北有一段距离。但由此可以推断至少五台山及其表征的一切对于辽国非常重要,在汉辽关系紧张的漫长时期,辽国佛教徒难以实地参访的情况下,他们创造了一个更容易达到的替代地。一位辽代皇帝(圣宗,983-1030年在位)给孩子起名文殊奴。[12]

960年代末到970年代末,五台山地区由北汉或东汉国短时间占据,北汉国是后汉附庸国的残余,由突厥族血统的刘氏家族统治,但实际上是于950年代在辽的支持下建立的。[13]新建宋朝的军队直到970年代末才成功地征服当地军阀的抵抗。[14]但是,此后的几十年间,华北大部分地区,包括五台山断断续续卷入宋辽持续的军事冲突。有时,圣山似乎在汉人的手里——比如,984年日本僧人奝然(938-1016)在宋朝的保护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到达五台山[15]。另有时候五台山辽军横行。直到1105年澶渊之盟宋辽双方停止战事,五台山才正式由汉族统治,12世纪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即使如此,宋朝从没有彻底安全地控制过五台山。五台山十分靠近辽代边境。因此,澶渊之盟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五台山深处宋朝边境防御之要害,可以这么说,是“中国前线”的要塞。的确,此盟约似乎安定了五台山北部和西部宋辽边境的部分地区,距离从约30里到50里不等。[16]

尽管局势如此紧张,但是北宋确实见证了中国人再次恢复朝觐五台山、官方支持重建其寺庙的事实。比如,宋太宗(976-997年在位)就位的那一年——他下达限制佛教的命令,所有欲出家之僧人要买度牒—─同时颁布法令免除五台山的土地税。无需赘言,他由此恢复了早在两个世纪前唐太宗建立的皇家扶持的模式[17]。大量资料记载宋初五台山的许多寺庙进行过重建和翻新。宋朝为五台山及周边布置的防卫军提供了支持与帮助,无疑为五台山的繁荣以及朝圣活动创造了条件。由此延一于1060年得以完成《广清凉传》;著名日本僧人成寻阿闍利 (1011-1081)[18]1073年在帝国的资助下得以参访五台山;张商英受命于五台总督得以在10881090年间完成他著名的五台山巡礼。

的确,张氏参访的几年以至此后的几十年,似乎是五台山的一段活跃时期。我们可以一睹张商英续传的几个附传以及12世纪中叶金大德沙门明崇撰《广清凉传·续遗》记载的六则简短故事的某种生命力。[19]甚至长期以来一直与五台山有联系但不再像唐代那么活跃的华严宗在北宋期间也经历着一种适度的复兴,我们在承迁身上得到了证实。在真宗年间 (997-1022),承迁住五台山寺庙群的腹地真容院,是宋代著名华严大师晋水净源(1101-1188)的师父。承迁为法藏(640-712)《金狮子章》作注,即1096年版《注金狮子章》,保存在今日本帝国图书馆,这是在《大正藏》(T1881:45. 667a-670c)发现的五台山华严宗复兴的文本依据。而且,西藏佛教徒认为北宋的最后几十年是西藏人朝觐五台山的悠久传统的开端。正是在此期间,出使西藏的南印度使节与喜解派的创始人巴敦巴桑結(1117/11 18卒)拜访了五台山[20]

12世纪初女真族的崛起再度引发动荡,吞没了更大范围的五台山地区。这种骚乱甚至在1125年金国灭辽,次年女真军队控制整个华北地区时还没有停止。[21]紧接着几十年军队频繁地劫掠骚扰着圣山周围的土地。甚至五台山僧伽直接卷入冲突。金人入侵时五台山僧正司僧正是真宝师傅(d.u.)。真宝虽为僧人,但其功业千秋,《宋史》记载真宝于1120年代中晚期组织五台山僧人在圣地周围勇猛抗击金兵,但因寡不敌众,抵抗失败。抵抗金军主力的战斗发生在五台山坡上,所以许多五台山寺庙毁于战火。[22]不过,真宝事件没有持续很久,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有证据表明五台山大部分时期持续作为宗教中心颇有争议。无可否认,甚至在女真人彻底撤离辽宋统治地区后,萧墙之祸时有发生,成为金初几十年的历史标记——抗击金权统治的地方起义,不同集团之间发生内讧等—─继续让五台山附近地区卷入纠纷。然而,圣山本身显然与圣所的一些标准相符,似乎很快从遭受的毁坏中复苏。比如,金末元初的诗人、史学家元好問 (1190-1257)收录的出自金初一名小人物贾泳之笔的题记《题安生僧寺》。[23]安生是8世纪五台山的雕塑僧,以雕塑真容院文殊像而著名。[24]安生僧寺也许是真容院的别名,也许是完全不同的建筑,但不管何种情况它都是五台山的寺庙。贾泳在题记中讲道,1129年他首次拜访五台山,与同伴在战争的废墟与伤亡中蹒跚而行,发现了真容院。但4年之后的1133年,他再次参访这座寺庙时,发现僧人们已经舒缓过来,寺庙也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金初五台山因受到官方与私人的支持从战争的破坏中迅速复苏,这种复苏也可通过扫描乱世中五台山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得到证明。

元好问收编的相关资料表明,被人遗忘的士大夫姚孝锡,其生活和著作与金国初期五台山的命运息息相关。[25]据元氏记载,姚氏字仲纯,祖籍江苏丰县。1114年科举及第,调五台地区行政中心任代州兵曹参军。金军攻入雁门关、袭击代州时,大部分官员贪生怕死,议以弃城投降,而姚氏不以为虑。元氏讲到,“在被围攻期间,姚只是卧床睡觉,鼾声如雷,毫不在意。”胜利的金兵命姚氏为五台主簿,但他不久称病辞职,闲居五台,靠消遣娱乐、旅游观光、接待宾客打发时光。一次,本地遭遇饥荒,姚氏捐出家中所藏万石粮食救济灾民。如此的慷慨之举赢得了当地人民的钦佩。晚年将家事托付儿子照料,取号醉轩,放浪于山水之间,咏诗饮酒自得其乐。据说他从来都“悲喜不形于色”。传记讲他辞职后约29年、84岁去世。留下的诗集包括一些规范的古体诗,但更多的是词(后者元好问不太喜欢)。

元好问收集的一首姚诗是《题佛光寺》,诗人把对佛光寺的细微感受与平衡烦恼尘世中积极宁静的禅修生活的思考结合在一起。同时在佛教意义上则暗示修行清规戒律与顿悟的艰难。[26]

 

題佛光寺

    臧穀雖殊竟兩亡。[27]倚欄終日念行藏。[28]已忻境寂洗塵慮。更學心清聞妙香。

孤鳥帶煙來遠樹。斷雲收雨下斜陽。人間未卜蝸牛舍。遠目橫秋益自傷。

 

元好问提到姚于84岁去世,但没有说确切的时间。我们知道1164年他还居于五台,同年写下了重雕《清凉传》序:[29]

 

重雕《清涼傳》序

白馬東來,[30]象教流行於中土、玄風始暢。或示禪寂以探宗, 或專神化而素法。[31]亦猶水行地中,枝分別派雖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功,其歸未始不同。故唐劉夢得[32]已為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因名山以為莊嚴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宗清涼焉。按經言︰文殊師利宅東北清涼山,與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悲以接引群生。或現真容以來歸依,或發祥光以竦觀仰。千變萬化, 隨感而應, 有不可形容擬議者。何其異哉!

昔有沙門慧祥與延一者,皆緇林助化之人。洎丞相張公天覺、皇華朱公少章。皆大臣護法之士。異世相望, 同心贊翼,慮聖跡在遠未彰,芳塵經久或熄,及廣搜見聞與目所親睹,編次成帙。慧祥始為《清涼傳》二卷,延一復為《廣傳》三卷, 張相國朱奉使又為《續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超俗談玄之流,與夫高人達士,作為詩頌贊偈附名傳末。星聯珠貫,粲然具錦之文,流行於世。凡九州四海之內,雖未躬詣靈巖,目瞻聖跡,但覽卷披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護[33]之益,未易可述。

偶回祿之搆災,致龍文之俱爐。[34]不有興者,聖功神化,歲久弗傳。東安趙統,以酒官視局臺山,慨然有感於心,既白主僧,願捐橐金以助緣。僧正明淨語其屬曰茲事念之日久,屬化宮之災。用力有先後,今因其請,盡出粟帛,以成其事。僦工鏤板,告成有日。趙因造門。屬余為序以冠其首。明淨與前提點僧善誼,相繼以書為請。僕嘗謂︰道不在衣,傳衣可以授道;法不在文,披文因以悟法。[35]僕既嘉趙候用意之善,而二高僧皆於清涼有大因緣者,知非販佛以眩眾,故為之書。

                        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豐姚孝錫

 

如果11世纪中叶像姚孝锡这样的人能安居五台,过着一种沉思、笔耕、灵性思考并热衷慈善的生活——能以此序的方式把自己的文学才华奉献于五台山,那么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12世纪的五台山——即便在新建金国女真人统治下、局势动荡的岁月,仍然是宗教中心,甚至也是官方种种扶持的核心,政治权利往往会延伸到佛教机构,反过来得到佛教的精神庇护。的确,金国初期是五台山历史关键期。如果没有姚孝锡、使节晁説之等辅助再版,清凉三传能否保存下来、会不会成为后世了解五台山的重要依据不得而知。[36]

金国初期外国人巡礼五台山进一步表明五台山的活力与开放。当然,南宋的汉人不能随便参拜五台山,但其他地区的人显然可以。元代的《佛教史籍》[37]记载了以下内容,时间是1135年: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禮文殊于五臺。善閑咒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彌加重。時羽士蕭真人[38]亦高士也,技術難問,皆為師伏,於是稽首後違世已。金國唐括相公[39]讚其真曰:似似是是〔或云奇哉師子〕蘇陀室利西竺來遊一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內蘊真慈外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詔登壇咒龍落地,赭色伽黎 后妃親製,施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陀波利,[40]借路重來五峰遊,禮峨五佛冠曼殊何異。圓滿月面色非紅粹,真人蕭生遙瞻拜跪。

 

另一种记载[41]更为全面而准确:

 

蘇陀室利傳

金蘇陀室利,西域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內閑三藏,外徹五明,[42]能誦《華嚴經》。久慕清涼文殊住處。年八十五,與弟子七人航海來此土。七人三還三殞,唯佛陀室利一人隨之。凡六載,始達清涼。每一臺頂,誦《華嚴》十部。禪寂七日,不息不食。每入定則見紫磨金城、玻璃紺殿、寶蓮香水、珠網交輝、功德莊嚴,不可稱述,諸天童子斿戲其中。後於靈鷲峰[43]化去,弟子室利,收舍利八合,璀璨如珠,持歸西土焉。

 

另一位印度僧人的故事也很有趣,其印度名字不祥,但以吽哈罗悉利为中国人所熟知。[44]据说他是北印度末光闥人,曾住云南鸡足山位于尊崇佛教的大理或南诏国境内。众所周知,大理国与古印度(今缅甸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保持着持续而密切的关系,直到12世纪,其佛教修行是汉传佛教与密宗的有趣融合。[45]因此,印度僧人在鸡足山念咒、治病、唤雨、训虎不足为奇。据说1140年代,吽哈羅悉利偕同弟子三磨耶悉利等七人在王室的支持下,穿越或沿着南宋疆域到达五台山以及金人控制的其他北方地区,礼敬文殊菩萨与观音菩萨。特别提到他参访一个叫“灵岩”的地方。“灵岩”似为今岩山寺,位于五台山地区最北边的繁峙县境内。岩山寺建于北宋晚期1079年,在金统治期间明显遭受了巨大破坏,但是在1150年代和1160年代——即吽哈羅悉利参访前后,——得到金国当局的青睐,支持寺庙的重建。[46] 现在岩山寺的主要建筑都建于金代,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因为其中的文殊殿内绘有精美的壁画,是由宫廷画师王逵所作,完成于1167年,艺术史学家只是在近年“重新发现”并开始研究。[47]吽哈羅悉利正是在岩山寺礼敬观音菩萨,进行了绕行与斋戒活动。此后他旅行到山东的济南和棣州。在济南找到了文殊真容寺,在棣州发现了三学寺。1165年吽哈羅悉利在金国圆寂,终年63岁。

诚然,苏陀室利与吽哈罗悉利的故事、姚孝锡的序以及安生僧寺贾泳的题记—─构成的任何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趣闻轶事而已。尽管如此,他们所达到的效果是一个灵性复原的五台山、一个宁静而有活力的宗教中心,从金国统治完整无缺地幸存下来并继续吸引远近的重要参访者与居民。不管是金国的征服与真宝事件造成的严重摧残还是该地区持续多年动荡的军事局势带来的永久性损坏,五台山似乎都很快得以恢复。

看来官方的某种支持与有效措施有利于实现五台山的复苏。然而,没有太多的迹象表明对五台山的任何支持直接来自金王朝,或者对其资助是中央政府的明确政策,至少金国初期不是(1120年代到1160年代);即便某些修行人可能与朝廷有联系,但最初的资助似乎绝大多数来自当地居民。事实上,正如几位学者指出的,金国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很难彻底了解,必须注意区分作为“官员”的态度与他们个人的观点。女真族的上层集团在其王朝建立之前就对佛教具有浓厚的兴趣,已经从高丽国对佛教有所了解。金国建立之后,他们打败了契丹人,控制了华北,逐渐吸收了辽代与北宋的佛教文化,对佛教的认知与尊崇现相应增加。不过,最初的几十年影响佛教的官方决策相对较少,寥寥无几的几种记载主要是关于两个金国首府上京与燕京附近的都市佛教团体的情况。有时,金国的个别统治者会颁布某种支持佛教的规定,以表达他们个人对佛教的尊崇或者庆祝特殊事件,但是直到世宗(1161-118年在位)统治时期,金王朝似乎才开始制定关于佛教的官方国家政策,名义上支持佛教,实际上力图僧伽隶属于国家当局并占用其财富。[48]总之,历史记载似乎并不支持金国初期指定五台山为特殊资助对象的观点。我们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遵循唐太宗的模式,将五台山作为防御外敌侵略或巩固政治权利的特殊精神力量。即使金国初期统治者确实以这样的视角看待五台山,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留下的记载。

我们所发现的是一种地方保护或赞助的模式而不是国家或朝廷的支持。尽管五台山确实享誉整个佛教界,对远至印度的朝圣者依旧具有吸引力,但是它似乎明显保持地区财产,之所以在金国初期幸存下来,主要取决于当地信徒的虔诚与慷慨。就其本身而言,尽管它具有普适愿望,但在历史上经常并入皇家意识形态,中国佛教素来在独特的地区与场所根深叶茂。文殊菩萨确实受到世界各地佛教徒的敬奉,但是山西最北部与内蒙古边境地区的人民尤其感恩文殊菩萨选择五台山作为世间道场。

 

 

 

 



本文编译自Wu-tai Shan during the Early Chin DynastyThe Testimony of Chu Pien,原文载于《中華佛學學報》第七期(1994.07 出版),中文版已获得作者罗伯特·M.詹密罗Robert M.Gimello)的授权;本文系忻州师范学院院级课题《国外五台山文化研究文献索引》(ZT20121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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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佛书解说大辞典》卷3179页;《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第2(T1955: 46. 988b-1006b)

[12] 魏特夫与冯家昇(Wittfogel and Feng),294页。

[13] 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1963;再版,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193-197页。

[14] John Richard Labadie, Rulers and Soldiers Perception and Manag ement of the Military in Northern Sung China (960-106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pp. 24-88.

[15] 塚本善隆:《清涼寺释迦像寺藏東大寺奝然手印立誓書》,《佛教文化研究》4 (1954): 5-22. Gregory Henderson and Leon Hurvitz, "The Buddha of Seiryoji," Artibus Asiae, 19. 1 (1956): 5-55Robert M. Gimello, "Imperial Patronage of Buddhism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 al Symposium on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73-85.

[16] 魏特夫与冯家昇(Wittfogel and Feng),373页,注释第 47条。

[17]《清凉山史传》5,台北版,210页;太原版,69页;Robert M.Gimello, "Chang Shang-ying on Wu-t'ai Shan," in Susan Naquin and Chun-fang Yu, eds. ,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Studies on China 1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89-149.

[18] 平林文雄:《参天台五台山记:校本並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78 Gimello, "Imperial Partonage, "

[19] 大正藏 T2099: 51. 1125c-1127a.

[20] Giuseppe Tucci, The Religions of Tibet,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and Italian by Geoffrey Samu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 39; Helmut Hoffman, The Religions of Tibet,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Edward Fitzgerald, New York: Macmillan, 1961, pp.133-135; and 'Gos Lo-tsa-ba Gzhon-nu-dpal, The Blue Annals (Deb-ther-sngon-po), translated from the Tibetan by George N.Roerich , 1949; reprin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 1976), pp.867-872.

[21] 欣荣:《金代五台山佛教史》,《五台山研究》,No. 9 (1987): 15-19.

[22]《宋史》455

[23] 元好问:《中州集》第8 1250;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2396页。

[24] Gimello, "Chang Shang-ying on Wu-t'ai Shan," pp.134-135, note no.36.

[25] 元好问:《中州集》,卷101962 北京版,卷2506-513页;张金吾 (1787-1829):《金文最》,卷113 (ca.1822;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2卷,1624页;陈衍 (1856-1937) :《金诗纪事》卷5,杨家骆编《历代诗史长编》,台北:鼎文书局,1971,第12部分,76-78页。陈学霖,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Three Studies, Mu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Band 4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0), pp.77, 85, & 104.

[26] 元好问:《中州集》卷10 (1962 北京版,卷2512)

[27] 这是出自《庄子·外篇·骈拇》的典故,讲到俩个家奴,男孩与女孩一起放羊却都让羊跑了——原因是男孩拿着书简读书,女孩在玩游戏。男孩代表尽责的价值,指姚孝锡早年的士大夫生涯;女孩代表随心所欲的生活,也指姚退隐之后的生活方式。但基点是俩人都弄丢了羊;姚似乎在表明两种情况都不是自己追求的生活,不管是早年的官宦生涯,还是晚年沉静悠闲的生活,最终都不尽人意。

[28]“行藏”一词出自《论语》VII. 11,孔子赞扬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只有你我能做到这样啊。“行”指出仕任职,“藏”指在不被任用或者不愿违心供职时就从公众生活中选择有德行的退隐。无疑姚想到自己早年从活跃的官员生涯退隐之事。

[29]《大正藏》卷511127页;《金文最》卷 38 1990 北京版,卷1547-548页。

[30]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6T2145: 55. 42c,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卷,上海,19371 卷,再版,台北:史学出版社,197416-30页。

[31] 织田德能:《佛教大辞典》,东京:大藏出版社,1969。注释的词条,675

[32] 刘禹锡(772-842):盛唐诗人、文人,柳宗元 (773-819) 与白居易 (772-846)的挚友,韩愈 (768-824)的对手,尤以“深明世典,通达佛教”著称。此处姚孝锡提及刘禹锡的碑文,并引用了碑文中的隽语。

[33]“外护”指对僧伽虔诚护持的佛教居士

[34] 与回禄(火神)相遇引起的火灾导致“龙文”焚毁。

[35] Gimello, "Chang Shang-ying on Wu-t'ai Shan," particularly pp. 118-123.

[36] 平林文雄:《参天台五台山记校本与研究》,162页;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 T2183:55. 1164c.

[37] 念常: 《佛祖历代通載》,1341年,卷20T2036: 49. 685b19-29 明河编:《补续高僧传》,卷1 (SSZZ1524: 77. 369c21-370a11. )

[38]《清凉山志》卷3

[39]《金史》63

[40] 7世纪末朝圣五台山著名印度僧人,文殊菩萨为之创造五台山圣迹——金刚窟。

[41]《清凉山志》卷3,台北版,131-132页;太原版,162页,提到苏陀室利由海路而非陆路到中国旅行,因为乱世中穿越中亚十分艰辛。

[42] 五明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

[43] “灵鹫峰”位于五台山腹地台怀镇。山顶的寺庙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菩萨顶,曾是著名的真容殿或大文   殊寺;这是张商英1088年第一次见到文殊灵迹的地方。在更近时期,攀登108个台阶参拜清代喇嘛庙,是五台山朝圣的重点。“灵鹫峰”借用释迦牟尼多次传法之地、王舍城外的小山“灵鹫峰”而命名。

[44]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0 (T2036: 49.699c20-700a4) ;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 (SSZZ152 4: 77. 370a21-b6)

[45] Helen B.Chapin, A Long Roll of Buddhist Images, Revised Edition , Ascona, 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 1972;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

[46] 李宏如:《五台山佛教︰繁峙篇》,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119-125页。

[47] Particia Eichenbaum Karetzky,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Chin Dynasty Murals Illustrating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t Yen-shang [sic] ssu, Shansi," Artibus Asiae 42 (1980): 245-261; 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編,《岩山寺金代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3

[48] 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179-297页;游俠:《金代佛教》,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卷1,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95-101页;Kenneth K.S. Ch'en, Buddhism in China, pp.411-414; 姚道中,《金代佛教与道教》,田浩、奚若谷(Hoyt C.Tillman and Stephen H.West)编,《女真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orthcoming);桂华淳祥《金代帝室の仏教信仰に関する一资料》,《印度学仏教学研究》32. 1 1983.12):298-301.

 

发表于2016年《世界宗教文化》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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